米乐M6官方网站网页入口近三十余年，广东、江苏一直稳坐我国经济的头两把交椅。1989 年以来，广东已经连续 36 年蝉联全国 GDP 榜首。1993 年以来，江苏连续 32 年位居全国第二。作为经济第一大 省的“一把手”，广东省委自 1993 年以来，在任时一直位列中央局委员之列。 2024 年，两省的 GDP 差距大幅缩小，引起市场对粤苏模式的再探讨。2024 年，广东 GDP 总量 14.16 万亿元，增速 3.5%；江苏为 13.7 万亿元，增速 5.8%。两者 GDP 增速差 2.3 个点，总量差距 4625 亿元，较上一年的 9683 亿元的差值明显缩小，接近 2009-2010 年 的水平。2008 年金融危机后，两省也出现过类似情况：广东和江苏的 GDP 差距，从 2008 年的峰值（5759 亿）逐步缩减直到 2015 年（3476 多亿），但广东随后再次拉开差距。 作为我国经济的“TOP2”，除了经济体量大的共有特征，两省在其他领域的模式，可以 说是“风格迥异”。这不仅涉及我们熟知的广东“核心”、江苏“散装”模式，还涵盖了 财政、基建、地产、消费、产业等其他多个领域。对粤苏模式的拆解，也是对当前经济 各领域演变趋势的分析。

　　广东省内 GDP 集中度较高，以广深等城市为“核心”；江苏更为均衡，呈“散装”模式。 我们用省内倒数两个城市的 GDP/前两个城市的 GDP 来衡量（简称省内均衡指标）：2024 年，广东最后两个城市 GDP 仅为广深的 4%，省内差距是 24 省份中最大的；江苏省内均 衡指标达到 21%，在 24 个省份中排名第五，是 6 个经济大省中最均衡的。（注：统计 24 个省份，是因为未统计 4 个直辖市以及、宁夏、海南，地级市少或数据缺失）

　　从时间序列看，江苏的差异在逐步减少，广东还未见明显改善。 江苏：疫情以来，省内差距迅速缩小，即 GDP 体量靠后的城市，整体增速更快。 2002 年-2019 年，江苏省内均衡指标从 16.5%提升至 18.7%，累计提升 2.1 个点；而 2019-2024 年的五年间，省内均衡指标迅速提升至 21%，累计提升 2.3%，超过此前 17 年的幅度。横向对比看，2002-2024 年，江苏的省内均衡指标累计提升 4.4 个点， 增幅在 24 个省份中居于第二位。 广东：变化还不明显。2002-2024 年，省内均衡指标在 4%上下窄幅波动。 江苏 GDP 体量靠后的城市，增速不仅快于省内靠前城市，同时也快于广东的偏尾部城市。 如果看江苏最后一名 GDP 城市（共 13 个地级市），在广东 21 个地级市的排序，2002 年 是 14 名，2019 年是第 10 名，到 2024 年已迅速提升至第 6 名。

　　除了城市层面的差异，两省县域经济同样差异巨大。我们统计赛迪研究院（工信部直属 单位）发布的中国百强县名单中，两省自 2017 年以来的入围情况。该榜单设置多个指标， 对县（县级市）进行综合评价。据光明网报道文章《2023 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名单发布》， “2023 赛迪百强县设置评价‘双门槛’，即 GDP≥600 亿元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≥20 亿 元，从经济实力、增长潜力、富裕程度、绿色水平 4 个一级指标，以及 8 个二级指标、 27 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”。 江苏的 40 个县（县级市）中，2017-2024 年入围个数在 25 上下，稳占百强榜单的 1/4； 如 2024 年，江苏入围 25 个，其中昆山等地包揽了前 4 名；前 10 名中，江苏占据 6 个。 广东的 57 个县（县级市）中，2017-2024 年入围数在 1-2 个，排名相对靠后。如 2024 年， 广东入围的两个县（县级市），分别位居 66 名、87 名。

　　央地财政关系，关注两省获得的中央净支持差异，对应两省对中央净贡献差异。我们定 义两省对中央净贡献=地方直接上缴中央收入+财政四本账中上缴中央收入-财政四本账 中中央支持。其中：1）地方直接上缴中央收入，为地方最原始的公共预算收入中，划分 的中央级收入（如 2024 年，来源于深圳辖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234.7 亿元，其中： 中央级收入 6320.5 亿元；地方级收入 3914.2 亿元）。但除深圳外，其他地区数据缺失， 因此其他地区使用上缴中央税收数据，公式为税务部门组织的国内税收收入-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。由于深圳使用的是更全面的公共预算收入数据，广东其他地区、 江苏全省是税收收入，因此可能高估广东-江苏的差异。2）财政四本账中，分别计算上 缴中央收入和中央给予支持，如在政府性基金预算中，地方收入项包括专项债限额分配、 置换隐债再融资专项债、上级补助收入（包括特别国债）。

　　江苏获得的中央净支持更多（对应净贡献更小），但两省差距有缩小趋势。2019-2024 年 的六年间，江苏对中央净贡献年均近 2800 亿元，广东年均约 7800 亿元，年均差距 5 千 亿元，为广东年均广义财政收入的 25.7%。但两省差距在逐渐缩小，2019 年两省差异 5734 亿元，2023 年已缩小至 3423 亿元；2024 年差异为 4063 亿元，为当年广东广义财政收入 的 24%（剔除化债部分，若包括化债则差异为 6574 亿元，为当年广东广义财政收入的 38.7%）。差异缩小的原因，主要是广东在专项债分配额度有明显提升，从 2019 年的 1800 多亿，提升到 2024 年的 5 千多亿。 结构上看，广东上缴中央税收&养老金调剂更多，专项债限额额度也更多。税收方面， 2023 年，广东上缴中央税收（深圳为公共预算收入）1.33 万亿元，江苏为 7610 亿元， 两者相差 5692 亿元。差异来源主要是广东税收基数更大，如果看两省上缴税收收入/税 务部门组织的国内税收收入，两者差异并不明显，2023 年江苏占比 51%，广东为 47%。 中央养老金调剂方面，2023 年，广东上缴 1158 亿元，江苏为 177 亿元，两者相差 981 亿元。专项债限额分配方面，2024 年广东额度为 5085 亿元，全国占比约 13%，是江苏 的 2 倍以上，在全国各省区中最高。

　　经济发展均衡程度的不同，带来两省省以下财政体系的差异。两省省以下财税分成模式 不同，广东省级财政更“集权”，江苏省级财政更“分权”。按照税收分成模式不同，我 们在《省以下财政：怎么分？怎么改？》中，将广东纳入模式 1，省与下级政府主要是 直接对税收按比例分成；江苏纳入模式 2，省级主要是对税收增量部分分成。整体来看， 模式 1 较模式 2，省级在财税方面更为集权。 2024 年，广东省本级收入占比 22.6%；江苏省本级收入占比为 2.5%，在 31 省中占比最 低。其根本原因在于，广东发展不均衡，需要将较多收入集中在省本级，再通过转移支 付分配给欠发达市县；而江苏市县经济实力强且发展相对均衡。

　　两省省级集权程度不同，直接影响省内“经济大市”税收自留比例。广东省级分成更多， 广州等“经济大市”对省级财政贡献比例可能要更高，江苏则与之相反。税收自留比例= 地方政府自留税收收入/该地区实际缴纳的税收收入总额，其中分子的度量指标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，分母对应当地税务部门组织的国内税收收入，两者之差为上 划给上级政府部分。 江苏省内“经济大市”的税收自留比例，明显高于广东。2021 年，我们统计的江苏 9 城， 税收自留比例平均为 51.3%，其中南京、苏州分别为 51.5%、53.7%；广东广州、佛山、 东莞分别 29.3%、34.6%、31.6%。

　　两省区县经济实力不同，可能直接造成财政“造血”能力差异。我们用财政自给率来衡 量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/一般公共预算支出*100%）：2024年，江苏区县财政自给率为75%， 在 31 省市中表现最好。广东区县财政自给率为 39%，全国排序 14 位；在东部 10 省中排 序第 9 位。

　　财政“造血”能力不同，进一步导致债务压力差异。横向对比 31 省，可以观察到，区县 财政自给率和政府债务率呈较明显的负相关。因为地方存在的收支缺口，需通 过债务或上级补助等形式补充。（注：债务率=地方政府债务余额/地方政府综合财力*100%） 广东区县经济财政整体偏弱，可能更为依赖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缺口。2024 年，广东区 县政府债务率均值为 614%，较 2019 年翻了约 6 倍（101%）；债务率在全国排名第 9 位， 在东部 10 省中最高。偏尾部城市的区县债务压力更大，2024 年，非珠三角 12 城的区县 债务率均值达到 786%，珠三角 9 城均值为 336%。（注：珠三角 9 城包括，广州、佛山、 肇庆、深圳、东莞、惠州、珠海、中山和江门） 江苏区县债务率绝对值和增速都更低。2024 年，江苏区县政府债务率均值为 129%，不 到 2019 年的 2 倍（77%）；区县政府债务率在全国次低，仅次于上海。

　　区县经济财政实力不同，还会影响城投的融资能力。地方政府的经济财政实力，某种程 度上对地区城投企业有“背书”作用。 江苏强区县，城投企业不仅数量多，且更为下沉，其区县级平台占比高于全国整体水平； 广东则与之相反，区县级占比较低，更多分布在地市级。据企业预警通数据，目前全国 共有发债城投企业 3900 家，省级：地市级：区县级=5%：38%：57%。其中江苏共有 682 家（全国占比 17.5%），省级：地市级：区县级=1%：29%：70%；广东共有 129 家（占 比 3.3%），省级：地市级：区县级=5%：57%：38%。 受城投债务影响，江苏的宽口径债务率较高，与广东的差距明显缩小。据企业预警通数据，2024 年，江苏区县宽口径债务率 490%，明显高于其政府债务率 129%，在全国排名 第 18 位；广东区县宽口径债务率 578%，与政府债务率相差不大，在全国排名第 14 位。 （注：宽口径债务率=（地方政府债务余额+城投平台有息债务）/地方政府综合财力*100%）

　　2019 年前后至今，江苏基建增速呈上行趋势，广东则与之背离。2015-2021 年，广东的 基建增速一直高于江苏。2022 年开始，广东的基建增速开始落后江苏，且两者差距在 2024 年明显扩大，江苏当年基建增速为 13.3%；广东为 0.2%，不仅明显低于江苏，也低于全 国整体 9.2%的增速。

　　分行业看，两者在电力、热力生产供应业，交通运输（铁路运输），水利管理三个行业差 距明显，这些领域主要是中央主导投资。  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：2024 年，江苏投资增速为 98.7%，其中电 力、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前 10 个月增速为 97%；当年广东增速为 3.9%。交通运输（铁路运输业）：2023 年，江苏、广东的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增速分 别为 24%米乐M6官方入口、-2.7%。细分行业中，铁路运输业差异显著，2023、2024 年，江苏铁路 运输业投资增速分别为 135%、81%（前 10 个月），广东同期为 4.8%、4.7%。分地 区看，广东受珠三角拖累，2023 年，珠三角地区的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 速为-5.9%，深圳（-25.1%）、珠海（-7.9%）、佛山（-25.2%）等均为负增长。 水利管理业：2023、2024 年，江苏投资增速分别为 32%、45%（前 4 个月）；广东 同期为-4.1%、2.9%。广东可能受非珠三角地区拖累，2023 年，广东全省水利、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速 0.1%，其中珠三角地区增长 5.8%，粤东西北均为负增长。

　　广东前期基建投资更高，存量不同可能带来增长空间差异，典型的是交通运输领域。从 投资额来看，据两省交通运输厅信息，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，广东的交通投资额总计 2.28 万亿，江苏为 1 万亿，不到广东一半。从营业里程看，截至 2024 年，江苏的公路水路累 计投资额，较广东有近 8000 亿元差距（2003 年以来累计）；铁路、高速公路营业里程， 分别为广东的 79%、45%。

　　重大项目对基础设施投资有重要影响。以江苏为例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/整体基础设 施投资的比重近 3 成。据江苏省政府官网，2024 年，省重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6408 亿 元，其中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投资 3156 亿元；当年省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16.2%。 据 Wind 数据，2024 年江苏 GDP 为 13.7 万亿，其中投资占 5 成。由以上数据可推算出江 苏基础设施投资体量约 1.1 万亿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/基础设施投资≈28.4%。 广东重大项目已经经过数十年高增长，近两年增量有限。江苏重大项目安排相对平稳。 广东：2013-2023 年，广东重大项目投资复合增速为 9.4%，其中有 7 年增速在 10% 以上。2024 年-2025 年，广东重大项目年度计划增速连续两年为 0%，其中 2024 年 实际完成投资增长 0.2%。 江苏：2018-2024 年，江苏重大项目投资复合增速为 5.5%，且每年增速在 10%以内。

　　以区域规划的重大项目为例，两省安排也存在错序。粤港澳大湾区的典型项目，如深中 通道米乐M6官方入口、港珠澳大桥，已于近年先后完工。长三角规划的一些基建正在推进中，如北沿江、 通苏嘉甬等沿江铁路项目，计划完工时间都在 2027 年前后；且相关项目有中央资金支持， 如 2024 年超长期特别国债重点支持方向之一就是“长江沿线铁路、干线公路、机场建设”。